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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尔街“印钞机”赵林:一天两千万赚钱靠心算

更新时间: 2019-11-06

  2004年7月,赵林从波士顿大学商学院毕业后,开始找工作。第一家面试的是美国运通卡的分析师职位。因为没绿卡,他三分钟就被赶了出来。然后他又拿到才成立几个月、华尔街的自营基金Capstone Investment的面试。

  这家位于华尔街44号的公司做衍生品交易,成立不久,就出现狗血的技术错误。伺服器时间设置错误,显示1900年,导致期权理论价格偏差极大,早上9点30分一开盘,做市系统就直接送出大量的单,短时间造成市场价格大幅偏离。公司意识到自己定价出了问题之后,为时已晚。

  虽然大部分交易对手在了解情况后,都同意取消交易,投行摩根大通(J. P. Morgan)却拒绝取消。

  公司吃了大亏,决意雇个懂计算机的人来把关。看到赵林的中国人面孔,自然认为他懂计算机。

  赵林过关斩将,高分通过Capstone的智力测试。他和犹太裔美国人Mark一直面试到最后一轮。老板录了赵林,大老板很喜欢Mark。最后两人双双被录取。赵林成为Capstone股权衍生品团队的“学员”(Trainee),Mark则加入了原油交易团队。

  华尔街上班头一晚,赵林就失眠了。白天上班时昏昏沉沉,不在状态。他本打算中午睡一下,等到中午都没人休息。交易员连吃饭都不离开电脑前,直接外卖搞定。午睡看来没戏了。

  赵林迅速发现,所谓的Trainee就是“打杂的”。每天早上6点30分,他第一个到公司,把所有的电脑终端都打开,打开程序后,搜集前一天晚上的数据,生成市场报告,打印成三份,交给7点30分开会的交易员。

  开完晨会,交易员开始吩咐他做事。最重要的任务是给交易员买早餐。如果交易员看哪个学员不顺眼,可以让他跑去中城买三明治,规定多久后必须到。“挺操蛋的,很坏。”

  为了避免出纰漏,赵林把所有任务列到一张纸上,做完之后就打个勾。如果漏了活儿,哪怕是一件芝麻大小的事,也会遭到交易员的百般虐骂。

  赵林团队的头叫Scott,是一个比他大六岁的英国人,那时候不满30岁。刚开始赵林见他不怎么说话,经常笑,以为他会比较好相处。后来才发现,他欺负起学员来比其他人更狠。

  “虐”学员是华尔街文化的一部分。这样的“虐”还体现在薪水上。赵林第一年的薪水只有3万7500美元,他算了一下,“晚饭只能花9块5,超过的话会有生存压力。”

  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支票时,他还拍了张照发给他妈妈。他亲戚打趣说,人家儿子都是直接给钱,你儿子是给你看照片。

  赵林刚入职时,华尔街能源交易还没有电子化。“所有交易员都是用模型计算出价格,比方说我是原油期权交易员,大概有五十张纸,根据市场的变化,每张纸都定着价格,一边翻,一边算。”

  为了训练自己的心算能力,赵林不管在哪里,看到数字就开始算。“算比例、价差。”中国人的数学基础好,但是在能源组当“Trainee”的Mark心算能力极强。赵林不想输给他。

  “今天没有发生错误,明天没有发生错误,那我肯定知道完蛋了,该犯错了,该被骂了,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一样。”

  那三个月,他甚至没有办法坐地铁。走到地下感觉太压抑。他就每天坐船回新泽西的住所。“一天下来,感觉躺在床上是最幸福的时候。”

  到了12月,他和所有的学员被邀请参加“学员派对”。派对周三下午6点半开始。主题只有一个——喝酒:啤酒,Shots,各种烈酒,目的就是要把学员喝倒。但不管晚上喝多晚,学员第二天早上6点必须准时上班。

  “每个人面前摆了德国黑啤,三杯,前面有三个Tequila(龙舌兰酒),“邦”的一下放进去,然后123。”

  Trainee Party还有一个传统,每年要剃其中一个学员的头,学员可以把这个剃头权拿出来拍卖。历史最高价2500,最低20。Mark要价2000,被砍价到400美元成交。

  除了剃头,每个学员都要轮流讲自己的糗事。赵林讲的是自己的大学申请故事。他本来想申请Boston College,但却粗心地选成了Boston University。这引来大家狂笑。

  那天晚上,赵林一直折腾到凌晨2点,他知道自己喝多了,干脆直接挂了一个塑料袋在耳朵上。一边喝,一边吐。这成了后来公司所有同事回忆中无法抹去的一幕。

  Paul个子很高,营销能力极强,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。善于给人催眠、打鸡血,能让别人免费给自己干活,还痛哭流涕地感激。

  Paul是一位激进的交易员。90年代末俄罗斯债券违约的时候,整个Pit(很多人围成的圈子)只有两个人持有认沽,他是其中一个。事件发生后,他从容地赚了一大笔,那时他26岁。

  Capstone把波动率当成一个单独的资产类别进行交易,这即便在当时的华尔街也不常见。当时美国做波动率交易比较大的有总部位于Philadelphia、神秘的SIG,还有Citadel、Optiver、D.E.Shaw,、Wolverine等。

  波动率受标的、利率、情绪、市场速度、时间等诸多维度的影响。波动率定价复杂,哪怕是聪明人扎堆的华尔街,只有极少数人能掌握。

  也许是因为这样,波动率交易员内心有深深的骄傲。Paul就曾告诉尚资浅的赵林,“你应该给我钱,让我教你些东西”。他认为赵林能进入到自己的圈子里,是非常幸运的。

  上实践课时,所有人聚集在交易室里面,一张纸上打印着不一样的定价,用手势模拟交易。

  “我说我要买三十张这个,然后报价,如果报价报错了,会看到自己的盈亏是多少”。新人每天都要跟交易员探讨问题,还要跟他们打赌,目的是培养新人的技术和信心。

  在入职一年之后,赵林开始执行交易。他选择了波动率比较大的生物科技和加州赌场板块。

  对波动率交易者来说,可以产生波动率的事,都是机会。一个事件要出来,赵林不在乎结果,只在乎波动。“好结果把价格打上去20%,坏结果价格下去10%,我都无所谓,我可以通过模型,把市场对波动的预期提取出来。假如我认为有10%的波动,但是市场预期是5%,就买入波动率,通过Gamma赚钱。”

  常用的策略还有所谓的Dispersion Trading或者Pair Trading,当发现Biotech板块某公司隐含波动率太低、或相对总体太高,他也可以卖掉这家,买入那家,达到整体控制风险的目的。

  在华尔街的十年,赵林因为喜欢买波动率,不喜欢Short Gamma,被同事们称为“Long Lin”。我问赵林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习惯。

  “如果short gamma,赔是会赔光的,风险太大,我不能冒这种风险。”他说。

  赵林说这可能跟自己的成长环境有关系。他入职那年,隐含波动率不高,第一年赚钱了,就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。

  赵林开始交易的第一年不可阻挡,做什么都赚钱。他当年赚了团队三分之一的收入。

  同事Max(原油交易员,后来赚了100万美元就回墨尔本买了房,每天冲浪)像看怪物一样打量他,说你就像一个ATM,“Keeps printing every F***ing day。”(每天都在印钱)

  1980年出生的赵林在北戴河长大。小时候父亲是军人。80年代军队很穷,让军队自己做生意养活自己。

  赵林爸爸的首长给了他两台吉普,命令他去赚钱。一开始,他从南方买烟酒,卖到北方,赚了些资本金后,开始从山西买煤卖给南方,赚了更多的资本金后,他又开始投资房地产。父亲这一路的闯拼,赵林看在眼里。

  “也许是潜移默化,我认为自己将来也会去经商。经商就是交易,买低卖高吧。”

  赵林17岁到美国读高中时,心中的民族情怀被唤醒了。“出国留学有一个意识,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受欺负。所以警戒心很强,时刻准备和不友好的老外干仗,以维护民族尊严。”

  等到交易第一年要发奖金时,那股铆足的劲又起来了。他问顶头上司Scott打算给自己多少奖金。Scott报了个数。“我说这不够,我要去跟Paul(CEO)讲”。

  Scott很生气,但赵林还是跑去跟CEO讨价还价了一番。最后虽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数字,还是比Scott最开始说的高出一大截。

  第一次赚到那么多钱,赵林非常开心。他告诉我,至少在华尔街,为自己争取利益是绝对管用的。“儒家文化讲尊重师长,师长德高望重,会给你的,但有些情况我们要去积极争取。”

  交易得心应手,赵林性格中爱竞争的那一面被高度激发。他和上司Scott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微妙。

  Scott天生非常有逻辑,“有逻辑到夸张的地步,什么东西都能算出一个百分比。”

  “他说如果SPX期货到了这个价格,卖13张,到那个价格再卖8张。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哪里来的,告诉我什么价格卖50张就完事了呗。但他不是这样的,一定要有一个逻辑在里面,他的模型里面的数字都是32.5%,17.5%,从来不是75%、30%、20%,这是他的风格。”

  交易第二年,他争取到了更多的板块,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。这一年一位从Optiver出来的交易员Frank加入了团队。

  Frank性格中有欧洲人的不羁和随性。当年从Optiver赚了几百万美元后,他辞去工作,结了婚,跑去纽约下城的公园下棋。跟人下了整整三年的象棋,终于下腻了。

  重归战场的Frank给了Capstone更多的量化支持。2005年,赵林和同事花了很长时间研发模型,形成了自己的体系,效果不错。

  他们又招了一个印度人学员。赵林面试这个印度人。他说,他爸爸去世前告诉他:“我们并不贫穷,只是在经济上有一些挑战。”这种乐观打动了赵林。

  招来了赵林才发现“上当”了。他本以为工程师出生的印度人会懂电脑。结果这可能是全印度唯一不懂电脑的人,“真的是不懂”。

  赵林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工作,每个人说英语都有口音,砂岩是什么结构啊?0499杀庄网,常常有美国同事学他们说英语,“然后我们就骂回去。”

  那时大家没有太多“政治正确”的概念,有人送给赵林和Scott一个泳装美女的台历。他跟Scott每天都撕一张看。他俩非常默契,绝对不偷看第二天的。

  每天9点半开始交易前,他们要一起“祷告”。祷告词具有强烈的自利特色:看涨波动率的仓位要波动,看空波动率的仓位不要动,看涨波动的会被别人买上去,看空波动率的会被人卖下来,希望我们的沟通完美无瑕,不要跟木偶一样(没有意识)。

  从赵林2005年开始交易到2007年这三年,团队平均收益率在60%以上,最高时达到100%。

  “波动一旦起来,期权的定价就会乱。市场上交易期权的人目的都不同,有的是对冲,有的是投机,有的是交易波动率,波动率本身的定价经常会出现偏差,我们就赚这些钱。”

  这样的势头给公司赢得了国际资金的注意。2007年,高盛作为PB,推荐荷兰的一只退休基金投资Capstone。Capstone从自营团队摇身成为对冲基金。

  当时有同事跟赵林开玩笑,说他是“big hedge fund boy”。赵林对什么是对冲基金并没有概念。“我说什么是hedge fund,我只在乎我的分成。”

  其实那时赵林满心不高兴,作为自营团队,赚一百块,他放在自己兜里四十块,变成对冲基金后,他们赚一百块,公司拿走二十块,最多给他分十块。

  他并不知道,对冲基金量大钱多,钱多了之后,就有了定价权,那会是一个新台阶。

  团队2007年赚了1500万。赵林彼时27岁,上司Scott32岁,老板Paul也就33岁。他们突然意识到,自己从来没有赔过钱。他们经常到酒吧喝酒,跟别人讲自己的高收益,有种“无所不能,蔑视一切华尔街trader”的感觉。

  那阵子也是华尔街的好时光。2006年到2007年,华尔街的高管年薪都是几千万,对冲基金老板都是上亿美元。

  Capstone趁着势头迅速发展,拿到了10亿美元的投资。公司从十几二十个人膨胀到六七十个人,雇了很多银行交易员(在高盛这样的投行工作的交易员)。在伦敦、芝加哥也新开了办公室。公司还雇了一个叫“战略人力资源”的人。这个人什么都不懂,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他的BlackBerry(当时黑莓在华尔街是非常炫酷的设备),里面有两千多人的名字。

  管理规模扩大后,对流动性的要求更高,对策略的冲击很大。以前赚1000万就很好了,后来得赚5000万才能保持高收益。赵林要想着法子去赚更多。

  因为钱多,可以拿到定价权,赵林从Retail变成了Paper(Retail指量小的零售,Paper指量大的机构)

  在华尔街交易,赵林养成了满嘴脏话的习惯。“我素质低到什么程度,不停的在骂人,一边做交易,一边F**k off,motherf***er,特别刺耳的话。”

  后来隔壁一位交易员都看不下去了,他告诉赵林:You got a very filthy mouth,Mr.Lin(林先生,你嘴太脏了)。这位交易员脾气暴躁,曾经在Mark当学员时因为他犯错掐过Mark脖子。

  一天,赵林做所有银行的对比,发现高盛的风险定价太低了,就做了2500组的期权交易,买了认沽,卖认购,对冲掉方向。他让公司的一个broker找几个对家。赵林买入了高盛的risk reversal(风险逆转。指以不同的行使价格购买看跌期权和出售看涨期权,或两者相反的一种期权策略)。

  买了之后一个半小时,市场就大幅崩塌了。高盛的定价就开始快速往上,追上其它公司。

  赵林说:“我印象很深刻,很残忍,感觉one trade,one hour,one million,one job(一笔交易,一个小时,一百万美元,一个工作)。当然这是很公平的,他赔了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  波动率交易员不关心基本面,即便是波涛汹涌的2008年,他们也不清楚外面发生的事。2月的一天,赵林问同事Frank,什么是次贷?同事说不知道。

  当时赵林发现一个叫XLF的ETF(里面含有有:高盛、摩根士丹利、JP摩根、雷曼兄弟、贝尔斯登),隐含波动率是18,他觉得波动率会涨,买了一点,结果很快就发现买少了。

  2008年某天,市场暴跌,整个屏幕都是红的(美国市场红就是跌), 唯一绿的就是波动率指数了。

  2008年2月份到6月,华尔街几乎隔三差五就有大新闻。有一天,赵林在交易贝尔斯登,卖了一个低行权价格的认沽期权。

  “当时我跟Scott讲,这个东西怎么还值25分呢,我一直卖,结果一个半小时后变成了一块。”赵林在这上面赔了一百万美元。

  做交易时,赵林一般会打给三四家银行和broker询价。告诉对方自己要做多少张,但不告诉方向。他发现,贝尔斯登和雷曼的价格永远是最好的,“简直像朋友一样”。最难做的是高盛和Barclays。雷曼如此好打交道,在赵林看来是风险意识不高。有一天做完交易,他给对方开玩笑,说再这样下去我们要请你们吃饭了。结果没过多久,雷曼就倒闭了。

  波动率极高的2008年,华尔街都慌了,但波动率曲面的大幅变化给赵林创造了很多交易机会。那时候老外不关注中国的股票期权,赵林还在在中国的ADR上发现了诸多机会。他在百度期权上面净赚1000万美元。

  9月30日,赵林回国休假两周。走之前,公司那年已经赚了1.4亿。两周之后,赵林回到办公室,感觉气氛不对。同事告诉赵林,有人把之前赚的钱都赔光了。不仅赔光了,还赔了8%。

  出问题的是公司后招来的一个银行交易员。当时近月份的波动率从20几跳到40几,又从40几跳到80几,金融类的隐含波动率更是高达100以上,这些交易员卖了Variance Swap,直接爆仓。当时交易软件对隐含波动率的设置最高是400,有些期权是高于400的,“实在是太疯狂了”。

  他回来后立即参与清仓Variance Swap。一点红高手坛!幸好及时,否则晚一两天就是几千万美元的损失。

  “很多人在华尔街貌似很懂交易,什么理论都能讲,懂很多模型。但懂理论和做交易,完全不是一码事。”他说。

  那一年做原油的Scott也亏了一些钱。公司不景气,有些人被解雇,也有人自己离职。

  金融危机后,公司的免费可乐没有了。CEO Paul把司机打发走了,开始坐地铁上下班。

  2009、2010年,赵林继续赚钱。很多broker都知道了他,要请他吃饭,带他赛马,飞他去拉斯维加斯度假。

  为了工作方便,赵林搬家到了华尔街37号,家门口和公司门口直线米,坐电梯比走路时间还长。华尔街37号的旁边有一家Tiffany。他有时在蒂芬妮吃了早餐再走路去上班。

  这两年,赵林的顶头上司Scott依然不赚钱。赵林心中对这位“猪一样的队友”越发不满,日益积累。

  其实从2008年开始,赵林就对Scott有意见了。他赚钱,但Scott亏钱,两人同组,合并结算,这导致他分不到奖金。

  他心中的愤怒渐渐不可收拾,在公司会议上,越来越有攻击性。他在晚餐上向老板Paul提出,自己团队要独立核算,还非常嚣张地抛下一句“f**k what they do,give me what I make。” (我不管他们做得怎么样,把我赚的给我)

  Paul安抚赵林,说再等等,看看情况,年底就升你当合伙人。现在回想起来,他认为当时自己非常不成熟,只在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格局不大。

  2010年,赵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“起义”就要成功了,却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。

  Scott前四个月一直赔钱。然后他调换了位置,坐到了赵林旁边来。他听赵林下单,不管赵林做什么,他都照着要1/3。

  “我下3000单,他也要下1000张单,一直跟着我。”赵林被搞得心烦意乱。

 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,Scott奇迹般地找到了节奏,把上半年赔的七八百万美元全赚了回来。

  2010年,Scott赚了8百万美元,赵林赚了1200多万。2011年赵林赚了1500多万,Scott净赚了9000多万美元。

  找到感觉的Scott2011年像印钞机一样交易。赵林陷入一种不由自主的竞争中。“我今天赚了20万美元,他赚了80万,我就觉得what the f**k,不开心。”他甚至开始怀疑是风水不对。

  Scott从坑中爬出来后,重新拿回对团队的领导权。出乎赵林意料的是,他对于自己没有任何负面情绪。

  一个几乎被自己判了“死刑”的人,居然可以重返战场,用事实证明他是错的。并且对自己没有体现出任何的厌恶和得意。这让赵林不得不刮目相看,也彻底收起自己的傲慢。

  华尔街的交易员之间竞争起来恨不得掐死对方,但也有一种同甘共苦的义气。赵林一次接到一个挺有名的broker电话,问他要不要做一笔交易。赵林做了200多张期权,结果公司立马发布了一件事,赵林当即赚了5万美元。

  经纪商打电话过来说,没想到会发生这事,我客户赔了很多钱,你介意把这trade取消掉吗?

  等到第二周,这位broker请赵林团队去牛排馆包间吃饭。一共喝了10瓶酒,花了五六万美元。这件事让赵林印象深刻。“他其实完全不在乎这钱,他只是在乎你有没有做正确的事。”

  2012年的一天,市场大幅波动,赵林和Scott仓位非常大,加起来两人赚了2300万美元。

  他俩面面相觑,都不知道说什么。“到最后他跟我搞了一个fist bump,然后说:It is our time”。

  他们倒推回去,自己那天比高盛赚得都多。而且他们是二人团队。“我们就觉得波动率里面我就是最棒的,全球最棒的,狂得不行了。”

  一周之后,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。赵林开始亏钱。他用两周时间把那天赚的钱全部吐了回去。

  “市场就是这么一玩意,总是会找到你的一个弱点,然后一拳头就让你爬不起来。”他说。

  2012年最后一个交易日,以及2013年第一个交易日,市场上涨了大概4.5%。赵林发现波动率很便宜,开始买入。他的仓位加了至少1500万个Vega,这意味着隐含波动率下降一个点,他就赔1500万美元。

  当时他判断隐含的波动率已经非常低,不会再降了。结果之后连续7到10个交易日,市场上去之后就不动,隐含波动率直线往下掉。

  团队当年的目标是赚五千万美元,结果赵林和Scott第一周就赔了5200万美元(赵林赔了1500万,Scott赔了3700万)。

  大家坐下来开会,商量怎么把赔的钱赚回来。团队气势低落,赵林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兴奋。

  “很兴奋,就是一种变态的想法,我一定要把它赚回来,不仅赚回来,我还要盈利。”

  到了7月,他们线万赚回来了。赵林告诉我,他膨胀到极点的时候,不是2012年7月份一天赚2300万美元,而是把自己从坑里挖出来的那一天。

  “赚钱的话谁都赚过钱,是容易的部分,但是我们从那种坑里把自己挖出来,就有种金刚不坏之身的感觉,我们不会死的。更可怕了,不怕死,我们永远不会死。”

  2014年,浙江余姚的中信证券营业部,赵林站在讲台上,给营业部请来的二三十位大爷大妈讲期权。大爷大妈们一边听他讲,一边吃着桔子、香蕉。

  一位同事上来告诉赵林,别介意,这位大爷当年交易权证,亏了很多钱,所以比较激动。赵林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讲了一个多小时。

  赵林2013年得知中国期权要上的消息后,就开始摩拳擦掌。他2014年正式辞去Capstone的工作,返回中国。华尔街固然有其魅力,然而每个人分工很细,很难突破,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状态一目了然。相比之下,赵林更期待在中国施展拳脚。

  当时中国期权市场刚诞生,私募行业也不成熟。赵林加入中信证券,做衍生品经纪业务。

  “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想过会做经纪业务,但后来被说服了。因为我可以花两年时间,把中国市场和竞争对手摸一遍。”

  赵林6月入职,7月就参加了第一次路演。他的任务是给客户普及期权和交易策略。虽然有心理准备,赵林还是花了一段时间适应中国市场和华尔街的巨大反差。

  中美市场客户结构大不相同。美国市场绝大部分是机构,中国市场绝大部分是散户,机构大部分也是散户心态。由于股票、债券结构单一,导致市场策略也很单一。

  “雁过拔毛”,“认购费1%”,“后端分成”,这在他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  赵林回国后还花了一段时间适应人们不直接的做事风格。“各种迂回,开始听不懂,后来慢慢就听懂了。”他说。

  赵林的适应能力一直不错。17岁时去美国读高中时,他被安排在德州一个白人寄宿家庭。“他们家八个孩子,三个自己生的,五个领养的,还有三条狗。”第一次打开门,赵林被混乱惊呆了。“我还以为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保姆。”

  从华尔街辞职时,Capstone的同事有些担心地问赵林,你确定要回去吗?中国有很多政策风险吧?这个位置给你空着,一年之内回来原封不动。

  赵林回答说,不用担心,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风险肯定有,但是我接受,没有问题。

  回国四年的生活跟他预想的很不一样。在华尔街交易4000多只标的,平时看30到50只,回国四年,他被逼着四年看一个标的。

  他趁着有时间,读了清华的MBA,重新把微积分和数学模型巩固学习。另一方面,他也逐渐放下对名利的执着,不让这影响自己的交易。

  “以前我对金钱太执着,一定要让这个数字增长。但其实花能花多少呢。我花了半年时间后,发现我其实根本不在乎它。也许奔驰不开了,去坐地铁,但是两个月就完全习惯了。”在失去过以后,他才意识到金钱没那么重要。

  今年,赵林在北京搭建了自己的私募团队。他认为国内市场非常适合波动率交易,并积极准备迎接新标的推出。他说自己非常喜欢交易,“这跟电子游戏非常类似,找到定价,做正确的事情,感觉很愉悦。”

  他说:“波动率变化的方式有很多种,不只是股票上涨下跌的这种状态,有不同的月份、行权价格的波动率,所以他是一个曲面的变化。对我来讲,是一个非常可视化的过程,不只是一个数字,闭上眼,我大概知道它现在状态是什么,哪个地方有问题,哪个地方没有问题,我应该怎么去做。”

  能做到这样,赵林说自己得益于在纽约交易苹果(AAPL)的经历。“我们在苹果上的交易量,完全可以左右它隐含波动率的定价,那时候钱多到,感觉这个波动率不对,我要把它买上去或者砸下来,就是因为交易量非常大,曲面就完全印在脑子里面。”

  “期权定价方面,我客观的讲,随便摆擂台,全球最好的第一第二放在这,跟我做对手,我也会说,你小心一点。”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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